（一）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 民间借贷是涉及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基本民生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保持高增长势头，据统计，2012年全国法院新收民间借贷案件747809件，同比上升了22.9%。妥善审理好民间借贷案件已不仅是民事审判的重要任务，更是人民法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近两年来，最高法院将民间借贷作为重点调研课题进行研究，目前民一庭已经完成司法解释初稿的起草，并提交这次会议进行了讨论。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很好，我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回去以后我们会认真消化吸收。 我还想提醒大家的是，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专门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涉及的证据认定、复利及高利贷处理以及逾期利率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司法解释出台前，各地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要继续严格贯彻落实会议纪要精神。 当然，通过刚刚的讨论，大家也能体会到，民间借贷这类案件虽然在处理中碰到的难点相似，但因为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生活水平不同、居民收入指数不同，所以在处理相似的案件时，各地法官有不同的认识，比如说事实查明问题，贵州高院的同志坚持认为，不能仅仅凭借一张借条或欠条来认定借贷关系，一定要严格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查清交付的事实，但是其他一些法院的同志，包括天津、厦门和浙江法院的同志，则有另外的观点。一贯以来，我们就是单纯以欠条、借条作为现金交付的凭证，但是现在我们强调要查明交付的事实，与我们以前坚持的思路相比，有所调整、有所变化。这种调整和变化主要是因为近年来的审判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在分组讨论时我提到的莫少军案，该案中主审法官仅凭一张借条认定了借贷关系的存在，后来债务人自杀，承办法官也被检察院以渎职罪提起公诉。这个事例表明，现在民间借贷的问题确实很复杂，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可能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资金交付，就是通过现金方式交付，但是在内地，比如贵州、云南，这么大额的资金一般来说是不可能通过现金交付的，而是要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因为这样一些差异，导致在我们的司法解释中很难作出整齐划一的规定。
另外，我想具体说两个问题：
一、涉及刑事犯罪时的处理问题。 大家在讨论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热点、难点问题。从各地审理的案件情况看，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之间的界限多有交织，经常出现刑事与民事交叉的情形。如何划定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合理界限，需要进一步探索，尤其要关注国家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相关金融政策调整对划分标准的影响。对涉及刑事犯罪时相应民事借款合同效力如何认定问题，据我们调研了解，实践中很多同志主张，涉及违法犯罪的民间借贷合同一律无效，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判断合同的效力还是要审查当事人合同约定本身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一方的犯罪行为是否必然影响合同效力，需要具体分析。尤其是有担保的时候，情况就更加复杂，在出借人并未涉嫌犯罪的情况下，比如合同诈骗，某人到一家商业银行通过诈骗的手段骗得贷款，借款人就是犯罪分子，而银行完全是受害者，对于这样一个借款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如果轻率地认定主合同无效，就会导致担保合同相应无效，出借人就不能向担保人主张担保债权，这就极大地损害了出借入的权益。所以在认定合同效力时，一定要注意平衡各方利益，进行综合判断。 在刑民交叉的程序处理上，对于尚未形成群体性、大面积纠纷事件的个别案件，要慎用驳回起诉和中止审理。之所以强调尚未形成群体性的大面积纠纷，是因为群体性的大面积纠纷，常常都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往往已经介入。在民间借贷行为涉及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时，实践中一些法院采取的办法是先刑事后民事。当然，先刑后民在保证认定案件事实统一，及时惩罚犯罪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等方面有其优势和合理性，特别是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的群体性、大面积借贷行为。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诉讼目的、诉讼原则、责任构成要件、归责原则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当事人承担责任的性质也不同，先刑后民并非审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实践中，应区别不同情形适用，不要绝对化、扩大化，以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民事诉权和实体权益。对于刑事附带民事程序和单纯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问题。 最高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有专门的司法解释，我们认为，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本质上是两个程序的结合。刑事程序体现的是公权力对于犯罪行为的惩戒，并通过个案对社会起到教育和引导作用。所附带的民事程序，是对犯罪行为或者从民事角度说是侵权行为对于受害人民事权利伤害的救济，这两个程序有本质的不同，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有它的优势和便利，但是绝不能因为有刑事附带民事而妨碍了我们全面、综合和彻底地对受害人权利进行救济。在处理个案时要准确把握什么时候可以中止诉讼，什么时候可以先启动民事程序，允许当事人通过民事程序进行救济。例如黑龙江的高山诈骗案，中行一个支行的行长高山以中行的名义吸纳多个企业存款，后卷款长期在逃，犯罪事实短时间内难以查清，但是存款企业完全是受害人，其和中行存在民事关系，而且当时的证据不能表明受害人也涉嫌刑事犯罪。这种情况下，存款企业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人民法院应予审理，而不必要等待刑事程序来附带民事程序。
